浙西词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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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义词 浙西诗派一般指浙西词派
浙西词派是清代前期最大的词派,影响深广。其创始者朱彝尊及主要作者都是浙江人,故称之。朱彝尊与该词派其他主要作家李良年李符、沈皞日、沈岸登、龚翔麟并称“浙西六家”。随着清朝统一全国,走向鼎盛阳羡派悲慨健举、萧骚凄怨之声,渐成难合形势要求的别调异响,以朱彝尊等为代表的浙西词派顺应太平,以醇正高雅的盛世之音,播扬上下,绵亘康、雍、乾三朝。
中文名
浙西词派
社会影响
清代代前期最大的词派
历史年代
清代前期
创始者
朱彝尊

浙西词派基本介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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词起于唐,盛于宋,而衰于元明;到了清代,词的创作和研究又重新活跃起来,词家辈出,词作繁富,词坛上出现了不同的流派,词论上主张各异,创作上风貌纷呈,加上
朱彝尊画像 朱彝尊画像
大量地整理编印词集、词选、词话,一时景象繁荣,蔚成大观,被人们称为词的中兴时期。在清初诸词派中,浙西词派是当时和后来影响都很大的一个重要词派。
浙西词派是因其开创者朱彝尊及其主要成员大都是浙西人而得名。朱彝尊,字锡鬯(chàng畅),号竹坨(chá茶),又号金风亭长;秀水(今浙江嘉兴)人。精通经学考据,工诗能文,诗与王士祯为南北两大宗,尤擅长词;其《曝书亭集》中,收有词集《江湖载酒集》、《静志居琴趣》、《茶烟阁体物集》、《蕃锦集》等四种,计七卷,凡五百余首;加上拾遗和补辑的词,共有六百多首;有清诸词家中,除阳羡派词人陈维崧外,词作之富很少有人与之匹敌。朱彝尊的同里词人还有李良年李符、沈皞日、沈岸登、龚翔麟等,他们同气相求,互相唱和,与朱彝尊合称为浙西六家;龚翔麟曾将各家词作合刻为《浙西六家词》。
浙西词派以浙西词人为主,同时也包括创作倾向与之相同的他籍词人,如同时稍晚的桐乡(今安徽桐城北)人汪森、华亭(今上海松江县)人钱芳标仁和(今杭州)人丁澎等,虽不是浙西人,但在论词观点和创作特色上和浙西词人同承一脉。因而也极力推波助澜。正如朱彝尊在《鱼计庄词序》中所指出的那样:“浙词之盛,亦由侨居者为之助;犹夫豫章诗派,不必皆江西人,亦取其同调焉耳。”

浙西词派产生背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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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西词派社会原因

明末清初,民族、阶级矛盾异常尖锐。江南是抗清反清的重要基地。云间词派(今上海松江)率先出现在明末词坛上。陈子龙夏完淳等爱国词风影响了嘉兴词人。1645年,
姜夔 姜夔
清兵攻入嘉兴,大肆屠杀。嘉兴人民遭受一场浩劫。文人们也难逃厄运,遭受种种波折。家国之恨凝结于胸。清初严酷的文网不允许人们发表一点不满。于是,词这一特殊的诗歌形式便成为他们抒发心中不满的工具。正如朱彝尊所言:"盖时至而风会使然。"(《水村琴趣序》)

浙西词派文学原因

词盛于两宋,衰于元明。元明以后以曲闻名。词人大多以作曲方式作词,词作还是不少的,但使词曲合流,失去词之特色。朱彝尊批评元明词坛一是充塞内容无聊或绮靡污秽之作:"宣、政而后,士大夫争为状寿之词,联篇累腰,殊无意味","陈言污语,俗气熏入骨髓"。二是违背词之特色:"强作解事,均与乐章未谐","间有硬语","排之以硬语,每与调乖;窜之以新腔,难与谱合"(以上见《词综·发凡》及《水村琴趣序》)。浙西词派创始者提倡恢复词的特色,得到众人响应。

浙西词派基础条件

嘉兴本是文化之邦,有悠久的吴楚民歌的历史。吴山越水的旖旋风光和甜美柔软的吴音乡语,与词体十分相宜。宋以后,词就在嘉兴土地上良好地生长着。清初,一批在词坛上有影响的文人大力提倡,互相倡和,切磋观摩研讨,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,使词得以迅速发展。

浙西词派形成发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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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西词派是清代重要词派。其创始者朱彝尊及主要作都是浙江人,故称之。该词派其他主要作家还有李良年李符、沈皞日、沈登岸、龚翔麟
他们崇尚姜夔、张炎,标榜醇雅、清空,以婉约为正宗,贬低豪放词派,认为词“宜用于宴嬉逸乐,以歌咏太平”。因此在创作中忽视词的内容,注重词的格律精巧,辞句工丽,及孤僻典故,艺术上追求“幽新”风格。由此形象有些破碎,内含晦涩。但也有一些清清新之作。
浙西词派的最早倡导者为曹溶和朱彝尊。朱彝尊曾回忆和曹溶一起探讨词的
厉鹗 厉鹗
经过:"余壮日从先生南游岭表,西北至云中,酒阑灯施,往往以小令、慢词更迭唱和。有井水处,辄为银筝、檀板所歌。念倚声虽小道,当其为之,必崇尔雅,斥淫畦,极其能事,则亦足以宣昭六义,鼓吹元音。往者明三百招,词学失传,先生搜辑遗集,余曾表而出之。数十年来,浙西填词者,家白石而户玉田舂容大雅,风气之变,实由于此。"(《静惕堂词序》)
朱彝尊还和同乡词人汪森、二李、柯祟朴、曹尔堪等人以及当时全国闻名的陈维摄、纳兰性德龚翔膀等大量词人切磋探讨。38岁时(1672)与汪森、周筼、柯祟朴等开始编《词综》,浏览宋元词集几百家,花了6年时间,于康熙十七年(1678)编成。按醇雅标准选了从唐至元的词人600余家有2200余首词。在这一过程中,曾得到全国各地词人的大力协助。它的影响远远超出浙西,直至全国。
康熙十一年(1672),朱彝尊与陈维崧的词合刻成《朱陈村词》,"流传至禁中,蒙赐问,人以为荣"(《清史·文苑传》)。康熙十八年(1679),钱塘龚翔麟将朱彝尊的《江湖载酒集》、李良年的《秋锦山房词》、李符的《末边词》、沈埠日的《茶星阁词》、沈岸登的《黑蝶斋词》以及自己的《红藕庄词》合刻于金陵,名《浙西六家词》。陈维崧为之作序。浙西词派由此而名。信奉浙西词派主张的词人不计其数。清代康、雍、乾时,浙西词派风靡一时(前期以嘉兴词人居多,后期以杭州词人居多)。前期除六家外,尚有彭孙通、汪森、柯祟朴、曹尔堪、周筼、王雄沈进等大量的本市词人以及外地词人。
后期浙西词派重要词人有厉鹗(1692-1752,钱塘人)、王昶(雍、乾时青浦人)、吴锡麒(1746-1818,钱塘人)、郭麐(清前期吴江人)、许昂霄(康、雍时海宁人)、吴衡照(乾、道时海宁人)、项鸿柞(嘉、道时钱塘人)以及黄型清、冯登府杜文澜张鸣珂等大量词人。 浙西词派的开创者朱彝尊去世不久,乾隆年间钱塘(今杭州)人厉鹗,崛起于词坛,承袭了浙西词派的主张,并有所修正和发展,尊周邦彦姜白石,擅南宋诸家之胜,成为清中叶浙西词派的中坚人物,使得浙派之势益盛。厉鹗之
朱彝尊手札 朱彝尊手札
后,虽仍有词人承其余绪,然而日渐衰颓,势如强弩之末。到了嘉庆年间,武进(今江苏常州)人张惠言常州词派,以《风》、《骚》之旨相号召,主张词以比兴为重,强调要有寄托,重视作品内容,成一时风尚,遂夺浙派之席。 乾隆后,常州词派兴起,浙西词派遂成衰势,但其影响一直至后世。如古人所言:"被浙西之词,不过一人唱之,三四人和之,以浸淫遍及大江南北。"

浙西词派理论主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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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彝尊开浙西词派之宗风,在词论方面,也数他最有建树。他论词的基本观点首先是标榜南宋,推崇姜夔(字尧章,号白石道人)、张炎(字叔夏,号玉田)。在《词综·发凡》中,他说:“世人言词,必称北宋;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,至宋季而始极其变。姜尧章氏最为杰出。”并在自己词作《解佩令·自题词集》中直接声明:“不师秦七,不师黄九,倚新声玉田差近。”此外还在《静志居诗话》中说:“数十年来,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,舂容大雅,风气之变,实由于此。”基于这一基本
朱彝尊故居 朱彝尊故居
观点,所以他对“学姜氏而得其神明者”(《黑蝶斋词序》)的沈岸登的词,最为推许。
浙西词派之所以标举姜、张,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姜、张词风醇雅,风格清空。因此,尚醇雅、主清空,乃是浙西词派理论的核心。朱彝尊在《乐府雅词跋》中明确主张:“词以雅为尚。”认为“念倚声虽小道,当其为之,必崇尔雅,斥淫哇,极其能事,则亦足以宣昭六义,鼓吹元音”(《静志居诗话》);“善言词者,假闺房儿女之言,通之于《离骚》、变《雅》之义”(《陈纬云红盐词序》)。至于清空,其源原出于张炎的《词源》,张炎论作词原则,提倡“雅正”,强调协律、清空。清空者,清丽空灵之谓也。
为了在理论上配合宣传张扬,朱彝尊还以自己的论词观点为标准,选编了唐、五代、宋、金、元五百余家词为《词综》(朱原编为二十六卷,后来汪森又增补了十卷,共收六百余家,二千二百多首词),借以推衍其理论主张。《词综》是一部重要词选,流传广泛,影响深远;此书一出,浙派宗风愈炽。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在百余年中也有所发展变化。前期,朱彝尊、汪森等人在一些序跋中有过理论阐述。后期,主要的词论著作有海宁许昂霄的《词综偶评》(以评点《词综》所选词为主,阐述主张)、吴江郭麐的《灵芬馆词话》、海宁吴衡照的《莲子居词话》等,理论阐述较多。综括起来,浙西词论有以下几点:
第一,宗南宋,崇醇雅、清空词风,批评元、明词风。针对明代词的弊病,适合清初时代需要。他们提倡以南宋姜张词风为圭皋,学习他们的清空、醇雅,以适宜表达家国之恨的幽情暗绪。朱彝尊认为"词至南宋始极其工,至宋季而始极其变"。汪森认为南宋姜夔词"句琢字炼,归于醇雅"(《词综序》)。
第二,为词尊体,提高词的地位。词历来为诗余。浙西派词人将它当作寄托家国之恨的工具。朱彝尊认为:"词虽小技,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,盖有诗所难言者,委曲倚之于声。其辞益微,而其旨益远。善言词者,假闺房儿女子之言,通之于《离骚》、变《雅》之义,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"。(《红盐词序》)
第三,艺术上提倡词要有自己的特色,符合词体。浙西派词论主张词别是一家,无论前、后期的浙西派词论家都标举神韵、清空、淡远、清丽的标准。他们选编《词综》也好,自己的创作也好,大多体现出这种特色。就是将感情化作清丽淡远的意象,用清新别致的语言含蓄蕴藉地表达出来。用朱彝尊的话来说是"空中传恨"。厉鹗则将此种词比作淡雅悠远的南宗画。

浙西词派代表作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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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彝尊(1629~1709)字锡鬯,号竹垞(chá),晚号小长芦钓鱼师,浙江秀水(今嘉兴)人。康熙十八年应博学鸿词试,出仕清廷。博通经史,工诗词古文,尤长于词,有《江湖载酒集》等词集4种(注:朱彝尊诗词文辑入其《曝书亭集》。他又有《明诗综》,《清史稿》卷四九一本传称“或因人录诗,或因诗存人,铨次为最当。”),是浙西词派开创者,与李良年李符、沈皡日、沈岸登、龚翔麟号为“浙西六家”,和陈维崧并称“朱陈”,执掌词坛牛耳,开创清词新格局。他推尊词体,崇
厉鹗手迹 厉鹗手迹
尚醇雅,宗法南宋,以姜、张为圭臬,自述“不师秦七,不师黄九,倚新声玉田差近”(《解佩令·自题词集》),还与汪森辑录《词综》,推衍词学宗趣和主张。他在清朝步入盛世时,提出词的功能“宜于宴嬉逸乐,以歌咏太平”(《紫云词序》),投合文人学子由悲凉意绪转入安于逸乐的心态,也适应统治者歌颂升平的需要,故天下向风,席卷南北。
朱彝尊词集里“宴嬉逸乐”的欢愉之辞,有《静志居琴趣》写男女爱情,《茶烟阁体物集》和《蕃锦集》的咏物集句。其中情词为世称颂,独具风韵,如《高阳台》“桥影流虹”,《无闷·雨夜》“密雨垂丝”,《城头月》“别离偏比相逢易”,《鹊桥仙·十一月八日》等,感情真挚,圆转流美。《桂殿秋》描写心心相印的男女爱情,含蓄不露,情致深婉,是情词的佳作:
思往事,渡江干。青娥低映越山看。共眠一舸听秋雨,小簟轻衾各自寒。
因他身逢易代,故国沧桑,也提出词中十之一“言愁苦者”,要“假闺房儿女之言,通之于《离骚》、变雅之义”,织进时代的悲哀与亡国的感慨,将磊落不平之气和吊古伤今之情,化为歌儿檀板。所以《江湖载酒集》中的词作,时见愤激,哀婉沉郁,如《长亭怨慢·雁》、《风蝶令·石城怀古》、《百字令·度居庸关》、《金明池·燕台怀古和申随叔翰林》等。《卖花声·雨花台》抚今追昔,感慨物是人非,写得视野开阔,精警有力,最能体现他的才情和风格:
衰柳白门湾,潮打城还。小长干接大长干,歌板酒旗零落尽, 剩有渔竿。 秋草六朝寒,花雨空坛。更无人处一凭栏。燕子斜阳来又去,如此江山。
句琢字炼,清醇高雅。浙西派在其影响下,标举清空醇雅风格,蕴藉空灵,无轻薄浮秽之弊,也不落浓艳媚俗。即使艳情咏物,也力除陈词滥调,独具机抒,音律和谐。但他重在字句声律上用功夫,限制了创造的天地,也给浙西派带来堆填弄巧的风气。

浙西词派词派评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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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西词派的词论主张,在当时有一定现实意义。它是企图匡正明代词坛俚俗粗陋之流弊,以醇雅清空来洗除纤靡淫哇之颓风。出发点有积极性,也收到了一定的客观效果;不但在当时有号召力,而且对于整个清代词坛影响甚大。但他们标榜醇雅清空,仅在词的格律、技巧上下功夫,而没有把目光投向活生生的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,对作品的内容方面重视不够,题材不广,开掘不深,寄兴不高,走的仍是一条格律词派的老路——这是一条愈走愈窄的通幽曲径,没有宽广光明的前途。这正是浙西词派的局限所在,也是他们最终没有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。
浙西派词论的缺陷在于过分强调了"空中"寄情。其创始者有国破家亡的亲身经历,于词中隐隐寄托这种情感;其后继者们缺乏这种情感,就只能在"句琢字炼"上下功夫了。朱彝尊有时为了强调词之体色,又认为"词则宜于宴嬉逸乐,以歌吟太平"。这也给后世以不好的影响。
但总的说来,浙西词派的出现是适应了清初反映现实的需要,随着清初社会矛盾的尖锐,逐渐发展壮大,又随着清王朝的巩固繁荣而衰落。至乾隆年间,浙西词派中出现了"三蔽"(淫词、游词、鄙词),于是常州词派出而代之。随着近代社会的变化,浙西词派后起者如杜文澜、张鸣珂等人词风也有了转变。而且,常州词派也吸收了浙西词派尊词体、重寄托等理论及创作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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